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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黔东南民族师专到凯里学院

    信息发布者:Celin22891
    2018-01-05 14:11:43    来源:黔东南新闻网   转载

    我的母校前身是黔东南民族师专,1978年建立,2006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凯里学院。升本后,在凯里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旁另建新校区,而黔东南民族师专校址则转让给私营企业开发,现已被夷为平地。母校师专昔日的校容校貌不复存在,她的袅娜多姿只能在回忆中遥想和怀念。母校凯里学院则以现代化大学的形象展示她迷人的魅力。

    值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母校从黔东南民族师专到凯里学院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有几件事印象颇深,值得忆及。

    一、难忘投入建校劳动

    我作为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学生,1978年4月被录取在黔东南民族师专中文科学习。我们一百多人成了母校的首届学生,号称“七七级”。其实,我们进校时,还没有成立黔东南民族师专,在黔东南五七师大老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的会标是这样写的:“贵阳师范学院凯里大专班开学典礼”,后经国务院下文批准成立这所专科学校,全称叫“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这样,建校就成为学校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一百多号人,除了极少数是应届高中生,绝大多数都是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也有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企业厂矿来的职工。我们这批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龄偏大,有过一段工作经验或体力劳动技能,特别能吃苦耐劳。学校领导和老师看准了这一点,就动员我们积极投入到建校劳动当中去,为学校的建设添砖加瓦,作出贡献。于是,在班主任和班长的带领下,我们弯道取直,挖高填低砌坎,在黄泥巴上铺石头沙子,修了多条校园路。我们从坡脚把一块块沉重的水泥砖挑到坡顶上去修建水池。记得有三个女同学身体瘦弱,把两块水泥砖挑到半坡,就已经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实在挑不动了,于是,我们班的男生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都去帮助她们,把全班女同学的任务完成。以后的建校劳动,就成为惯例,凡是女同学需要帮忙的,班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去帮助。得到我们帮助的女同学对我们十分感激,在一周只有一餐吃肉时,女同学们就借口吃不了肥肉,把她们的菜票集中在一起打肉,用洋铁盆装起请我们吃。在建校劳动上,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给我们班的女同学们留下了好的印象,她们当中的一人,后来愿意嫁给我,成为我的夫人。每当看着同学夫人,就会想起当初进校时的建校劳动,那搬运水泥砖的劳动场面,就会历历在目。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建筑材料非常紧张。我校建校需要修建不少教学用房,需要很多木材,可是,国家拨给我校使用的木材指标非常有限。怎么办?学校领导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寻找办法解决。不知何故,他们发现我是从锦屏县教育局考进来的,临近放暑假,有一天,后勤主任兼基建科的吴国英老师就来找我,要我去锦屏县活动活动,争取搞到些指标外的木材。

    我原来就是黔东南“五七”师大之后凯里师范毕业的学生,现在又来这里读师专,而且是体检不合格别的学校不要、这所学校熟悉我的老师坚持录取来的,校长姚源金又是我们家乡锦屏县九寨乡的第一任乡长,我怎么考虑都不能拒绝,只能答应下来。暑假,我回到了锦屏县,就像有病乱投医,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去找分管林业的副县长,去找林业局的局长,去找相关的人员,说:“解放后锦屏县最初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的姚源金,现在州政府要他负责主持建设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他派我来找你们多多支持我州办高等教育。我校搞建校,最缺的是建筑木材。我们锦屏县是全国有名的木材县,如果能够划拨给计划外的木材或批给等外材,就是对我校的最关键支持!”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家乡县批给解放牌七车的木材,解决了建校之初的瓶颈问题,学校不仅建筑用材得到解决,桌椅板凳也可以得到打造。我印象最深的是考试使用的连体桌椅几百张,就是使用我去调来的木材打造的,每当监考,看到礼堂大考场里一排排整整齐齐的连体桌椅,我就有一种别人无从知晓的自豪感。我去弄得那么多的木材,学校领导非常高兴,派吴国英主任和我一起,代表学校到锦屏县表示谢意,学校还发给我一笔可观的劳务费,相当于一个老师半年的工资。

    二、难忘和校长一起接受评正高面试

    万一平在黔东南民族师专当校长,在历任校长中,留给人们的印象最深,而最让我难忘的是2004年评教授时的事情。那年我与万校长同报一个专业——汉语言文学,又被分在同一个面试组答辩。这给我的压力很大。大家都明白,一个普通教师与一校之长同时申报教授职称,在指标有限,答辩后要淘汰一些人的情况下,其结局不言自明。何况万校长是搞演讲学的,本身就有征服听众的演讲才干。我与他同一个组答辩,无异乎鸡蛋碰石头,我只能自认倒霉。所以,我校有好多同事都劝我说:“你今年就不要申报了!”我坚持申报后,又有人劝我:“你没有必要去答辩了,争取明年吧!”我也明白不该与万校长同年竞争,等他得了教授职称再申报为好。但是,如果今年不试一试,明年校内又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呀!校外全省越到后来竞争对手就会越多。申报教授职称就是要在强手如林的态势下博弈,怕竞争就不能呆在高校,因此,时不我待,还是得去面试。然而,我与万校长同车去贵阳,心情一点都不好,脸上则强装没事。万校长看到了我的心理负担和心情不好,就安慰我,不要有顾虑,眼下围绕论文代表作准备好答辩是最为重要的,其他的都不要去想。到了第二天抽签,我抽到的答辩号在他之前,而他恰恰抽在我之后,这下我就更不是滋味了,心里叫苦不迭。谁都知道比赛最怕被排在前面,而我恰恰是这样,只能怪老天爷不助我罢了。看来,今年不属于我,只有等待明年的机会了。万校长看到我抽到的号在他前面后,又来安慰我要沉着应战,不要在情绪上影响答辩。当我答辩出来时,他快步走上来问我:“怎么这么快就出来?”我说:“他们围绕论文代表作只问了两个问题,我答完,他们就不再问了。组长对我说答辩结束,就叫我出来。”万校长听了,脸上露出笑容,说:“你的答辩肯定通过了,好!”接着,万校长进去了,他在里面答辩的时间却比我长得多,我在外面等他,心里都想不通是什么回事了。等他出来时,他的脸上也不见笑容。我上前去迎接他,顺便问他:“怎么样?”他说被问了三个题,每一个题都很有分量,他一一答辩,中间又有插问,答下来时间就长了。我听后说:“凭你的口才,答辩是小菜一碟。他们早知道你是演说家,肯定在有意欣赏你的演讲表现。你来答辩,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罢了。”万校长说:“哪里哪里,还要看他们的最后公布。不过,应该没问题。相信我俩都能通过。”事后打听,真的,评委同行是想多听听他的表达技术,问的就多了。而结果,也真的被他言中了,我俩都评上了教授。而我们所在的答辩组,答辩后就有多人被淘汰。

    万校长在黔东南民族师专任职,总是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学生,在思想感情上和师生员工打成一片。可以说,万校长在我校任职,是黔东南民族师专有史以来口碑很好的一位校长。

    万校长是2002年9月18日到我校任职的。

    万一平来任职之前,黔东南民族师专没有自己的教师考上博士,教师队伍中教授职称只有1人,副科级以上干部只有50多人,万一平来黔东南民族师专担任校长后,成功实施了三大工程:一是博士培养工程,二是教授培养工程,三是钱袋子工程。这些举措,使10多人考上博士,30多人评上教授职称,100多人走上副科级以上领导岗位,也使职工福利在大力创办成人教育中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师专升本的筹备上,万校长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人们都肯定万校长是黔东南民族师专升本成功的一大功臣。记得迎接专家组来进行升本评估时,要拟出几条标语,挂在校园里,增加氛围,让专家组受到准备工作的充分和升本的决心。当时学校的教职工积极拟稿。最后,万校长非常看重我拟写的一条标语:“创办凯里学院,实现百年梦想”,指示把它制作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教学兼办公主楼大门正上方。所谓百年梦想,是从1901年镇远府创办“明德中西学堂”开始,到2006年,已逾百年,黔东南人在一百多年前就渴望办高等学府。

    三、难忘得到大师名师传帮带

    负责创建黔东南民族师专的校党委书记姚源金同志在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国立榕江师范,虽从政,但有教育家的素养。他一到师专,在各方面都以大学的构架来建设。特别是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名校请大师、名师来兼职,对刚刚组建的这一支高校教师队伍进行传帮带。我的成长,就得益于这些聘请的大师名师的指导。

    一是受到大师张毕来的影响。我国教育家、红学家张毕来在我们学校讲学、座谈、具体谈心,指导我们搞学问。张毕来(1914—1991),是贵州省凯里市炉山镇人,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宣传部长。他主持编写过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有《漫说红楼》、《红楼佛影》、《贾府书声》、《红学刍言》4部红学专著和若干红学论文。.新时期多次回到故乡凯里市,并被聘为黔东南民族师专客座教授,直接指导我校师生搞学问。我多次听过他的讲课,参加座谈,得到他的亲自指导,受他的影响很大。

    二是受到名师王扶汉教授的影响。学校领导决定送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去进修,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是,我的指导老师对我说,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要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视野和文艺复兴时期外国文学的视野。我就打听中央民族学院谁是中国古典文学名师,别人对我说是教先秦文学的王扶汉教授,他不仅是该校名师,也是北京市的名师。于是,王教授的课、讲座、学术报告,我都去听,还去拜访他,经常出入他的家门,成了他的一个门徒。后来,校领导姚源金决定聘请王扶汉教授到我校担任客座教授,兼学报主编。于是,学校安排我负责王教授在我校的生活助理,要我们中文系的年轻教师多多请教王教授。学校叫我陪同王扶汉教授下到镇远县和施秉县等地考察,我有更多机会得到名师王教授的现场指导,在备课、写教案、上课技巧、学生作业批改等方面,大有长进,学到不少为人师的本领。后来终于成为贵州省“省管专家”,还被国家教育部和人事部表彰为“全国模范教师”。

    3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退休了。学校领导尊重人才,尊重历史,不忘我在建校之初、升本之时的特殊贡献,在我退休之后返聘我继续工作,出任黔东南发展研究院院长,为高校智库建设和服务地方建设发挥余热。只要自己还健康,学校需要时当然义不容辞,要继续为学校和地方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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